今年，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诞辰205周年、逝世140周年。不少上海市民前往复兴公园，瞻仰绿茵丛中的马克思、恩格斯纪念像，以表达敬意。

(资料图)

马克思名字第一次在我国出现

晚清时的上海，城市管理、社会构造、文化形态呈多元性，通讯发达，报刊众多，进步知识分子聚集，这里遂成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最早的窗口。

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册（发行量近4000份）开始连载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本土文士蔡尔康合译的《大同学》（节选、译述自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基德的《社会进化论》前四章），所发表的第一章《今世景象》谈到“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并说：“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此言出自《共产党宣言》，今译：“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其中，译者将马克思的国籍弄错，故在4月刊出第三章《相争相进之理》时作纠正：“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即马克思)，主于资本者也（即著有《资本论》，此为国内出版物第一次提及）。”这是马克思的光辉名字第一次在我国出现，为知识界所瞩目。

《万国公报》发表的《大同学》第一章谈到马克思

广学会（初名同文书会）系欧美传教士于1887年在沪建立的出版机构，每年平均出书百种左右，光绪皇帝为维新变法作准备时曾采购书籍129种，内有 89种由其印行。广学会陆续主办的10余种刊物中，《万国公报》发行量最大，介绍欧美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均称之为“大同学”或“安民新学”。该会聘用的助力“西学东渐”的本土文士中，蔡尔康出生于嘉定南翔，曾迁居南汇县境（今属浦东新区），长期住在申城，先后供职于《申报》《字林沪报》《新闻报》《万国公报》。在担任《万国公报》华文主笔期间，他因能力突出获得优酬，如主管者曾“付蔡先生十一个月束脩三百十五元”。该会翻译西书通常采用“西译中述”方式，如1899年5月出版的《大同学》（汇编《万国公报》已登载的前4章和尚未发表的后6章），首印2000本，即由李提摩太口译、蔡尔康笔述。在第八章《今世养民策》中谈到“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二曰恩格思（即恩格斯，此为国内出版物第一次提及）”。这表明，蔡尔康是将“marx”译为“马克思”的第一人。

李提摩太、蔡尔康合译的《大同学》一书

此后，书刊中又陆续出现多种“marx”的中文译名，如“麦喀士”“马尔克斯”“加陆·马陆科斯”“卡尔·马尔克”“玛鲁珂士”“楷尔·麦克”“马格斯”等。然而，蔡尔康下笔有神，他所译的“马克思”与德文发音接近，符合中文的语言习惯，读写方便，最终成为这位马克思主义主要创始人的固定中文译名。

马克思肖像第一次在我国亮相

1907年，上海望平街(今山东中路，福州路至南京东路一段)有一家挂着世界社牌号的书店，所销售的大型画册《近世界六十名人》中，印着马克思在1875年摄于英国伦敦的肖像（时年57岁），又介绍：“马格斯（即马克思），德国社会学家及法学家也”“后之伦敦，从事著述。千八百六十四年，立‘万国工人会’（即国际工人协会，简称第一国际）。其最著之著作，则为‘产业’（即《资本论》）”。这是马克思肖像第一次在我国亮相，并因印刷质量高而显得栩栩如生。

《近世界六十名人》中的马克思肖像

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为了印行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建立最早的红色印刷机构——又新印刷所。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出版，共印1000册，封面有马克思半身像，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马格斯（即马克思）安格尔斯（即恩格斯）合著”“陈望道译”等字样；9月，又推出第二版，仍印1000册。此书封面的马克思半身像，来源于《近世界六十名人》。

1920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领导下，上海印刷工会成立。《劳动界》周刊第18册报道：“本埠各大小印刷局底工人，为谋工人应有的幸福起见，发起组织一个‘上海印刷工会’。”“他们现在又创办了一个《友世画报》，专为提倡劳工底生活增高，并以改造社会为主旨。”《友世画报》创刊号的封面，左上方有马克思画像，以及手写体的“karl marx 马格斯”，顶部右侧的手写体英文为“the world friend”，右下角印着地球图案，显然蕴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之意。《友世画报》上的马克思画像，也参照了《近世界六十名人》。

1907年在上海销售的《近世界六十名人》

出版《近世界六十名人》的世界社，由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等于1906年在法国巴黎发起创办，出版《新世纪》周刊和《世界》画报（《近世界六十名人》可算其增刊），在上海有销售书店。后“因民国肇建，旅居巴黎之同人，次第奔走于国内，《世界》仅刊两册，《近世界六十名人》仅刊一集，遂至中辍”（吴稚晖语）。1936年，李石曾利用法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在上海福开森路（今武康路）393号重设世界社，并开办世界学校。他后与上海世界书局商谈投资，1937年由该局重版《近世界六十名人》。

我国第一次推出《马克思纪念册》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指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8月11日，公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我国第一次推出《马克思纪念册》，即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编印。

《马克思纪念册》系32开本，共35页，封面印着马克思半身像（来源于《近世界六十名人》），注明“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出版”，为“非卖品”。书中包括三篇文章。在《马克思诞生一0四周（年）纪念日敬告工人与学生》中，赞颂“马克思不但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大思想家，而且是一个社会改造之实际运动的战士”；同时，明确指出：“我们应该纪念他是一个大经济学者，因为他在经济学上发明了独特的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使资本及劳动之意义都得着新的真的解释”“我们应该纪念他是一个大社会学者大历史哲学者，因为他发明了唯物的历史观，使我们得了人类社会历史运动底原则，使我们得了研究社会学历史学之科学的方法”“我们应该纪念他是一个最有力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发明了阶级斗争说和劳工专政说，使全世界无产劳动阶级都得了自救的方针”；最后，号召工人和学生“学马克思做一个苦战奋斗的战士”。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威廉·李卜克内西撰的《马克思传》（节译），生动地介绍了马克思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的一生。陈独秀撰的《马克思学说》，分四个部分系统地阐释马克思学说的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的理论，并大量援引《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的论述。

1922年5月编印的《马克思纪念册》

1922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在全国有党组织的城市均召开纪念会，申城的纪念会以学术界名义假座上海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怀恩堂。6月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五月五日全国共产党所在地都开马克思纪念会，分散马克思纪念册二万本。”由此可见，《马克思纪念册》的印数之多，影响之广。

《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问世

将《资本论》全部译成中文，很早就是我国革命志士和进步知识分子的热切期盼。如1924年，郭沫若在上海制定过翻译《资本论》的“五年计划”，表示“如果能为译《资本论》而死，要算是一种光荣的死”，但因各种困难而未能如愿。由于《资本论》是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原著有厚厚三大卷共几千页，要准确翻译必须具有厚实的经济学修养和渊博学识，加之书局怕承担风险，所以中文全译本一直没有问世。

1928年1月，郭大力、王亚南邂逅于杭州大佛寺，两人一见如故，畅谈改造社会的共同理想，决定合作翻译《资本论》。郭大力是江西南康人，1924年秋从厦门大学转入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之一）攻读哲学，开始研究马克思著作。他大学毕业后，曾在上海中学执教，继而前往杭州。王亚南是湖北黄冈人，1922年秋就读于武昌中华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教育系，1927年参加北伐军担任政治教官。大革命失败后，他辗转来到上海，接着又赴杭州。两位青年虽才华横溢，但为了打好基础，遂先联手选译西方有影响的经济学著述作为预习。继而，郭大力集中精力翻译《资本论》，他依据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校正过的最新德文版，并参照两种英文译本和两种日文译本。王亚南也以很认真的态度，积极参与。1936年底，读书生活出版社在沪成立。这家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出版机构获悉郭大力和王亚南齐心协力翻译《资本论》，就不顾经营困难，由主持编辑业务的郑易里、艾思奇出面，与两人商议出版事宜，签订约稿合同，并将所筹运转资金之半数拨为专用款，按月分别给予两位译者预支版税，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

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日军飞机对上海狂轰滥炸，郭大力不得不带领全家进入租界暂避，但实在难以承受昂贵房租，他只好把已完成的部分译稿交给读书生活出版社，携妻小返回江西南康，在艰苦的环境中，继续翻译《资本论》。此时，王亚南也已赴内地，他对译书无丝毫懈怠。两人在分散的情况下，坚持密切合作，分批将完成的译稿寄出。

“孤岛”时期，读书生活出版社总社迁往内地，在原址的办事处由郑易里主持。鉴于时局动荡，租界当局对书籍出版相对管得稍松，市场萧条，纸价也比较低，郑易里等希望尽快在上海展开《资本论》出版工作。因《资本论》第三卷尚未译毕，出版社为了加快进度便发出电报，邀郭大力速来申城。

“孤岛”时期，郑易里（前排右一）等在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办事处门前合影

郭大力抵沪后，在简陋的条件下，他既要赶译《资本论》第三卷剩余章节，又要负责全部译稿（包括王亚南所译部分）的统稿、校订，还要与郑易里等一起审阅新排印出的清样，常忙得废寝忘食。他们经3个月的共同努力，突击完成《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编校，在1938年8月31日出版第一卷，9月15日出版第二卷，9月30日出版第三卷。于是，这部人类思想史上的鸿篇巨制第一次以全貌展现于我国读者面前。

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初版

在《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中，郭大力的“译者跋”说明：“就第一卷说，序跋以及由第一篇至第四篇是我译的；第五篇至第一卷终，是亚南译的；就第二卷说，序和第一篇是亚南译的；第二篇第三篇是我译的。但到第三卷，因为亚南担任更重要工作的缘故，他只能译极少的部分了（第六篇第三十七章至四十章），其余的部分就都归到我肩上来了。我为使译名统一，笔调近于一致起见，当时对全稿负起责任。”此书印刷3000套，用细纹米黄色布制的封面中间部位套印红色，“资本论”三个大字既端庄又美观。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时的不少“第一”，均诞生于上海。马克思也曾关注上海，如在1853年5月20日，他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说：“从中国输入的茶叶数量在1793年还不超过16167331磅……现在已超过6000万磅。目前这一季茶叶的收集量看来也不少。从上海的出口统计上可以看出，它比上年增加200万磅。”1858年10月8日，他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五口通商和占领香港仅仅产生了一个结果：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1985年8月5日，我国第一座大型的马克思、恩格斯纪念像（高6.4米，重70吨）在复兴公园揭幕，这里凝聚着永恒的红色记忆。马克思虽未到过申城，但在这座城市留下了闪光“足迹”。

题图为复兴公园内马克思、恩格斯纪念像。许云倩摄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许云倩

本文作者：朱少伟

题图来源：照片除署名外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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